我知道刘先生逝世的消息大概是两天后（7月4日）的中午。当时我正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参加全国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年会，7月4日早上我们会议代表乘大巴前往中俄边境考察，和我同座的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金社长告诉我这条消息。我当时感觉非常难过，但不感觉到特别意外，只是这条噩耗比我想象的快。当时，我马上拨通了刘先生生前的手机与其家人联系并进行慰问，并委托北京的同事前去吊唁。我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参加刘先生7月6日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，送先生最后一程，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和五年来的友情，尤其是对我和我服务的中文在线的长期支持和鼓励。我订的是7月7日下午从满洲里飞往北京的机票，电话咨询票务公司，试图改签或从海拉尔重新购买，都没有票了。最后的希望是乘坐火车，在我们往返临时驻点的路上汽车抛锚长达6个小时，紧存的希望彻底破灭。巧的是也是7月，2006年的7月，也是在美丽的呼伦贝尔，全国文艺社社长年会也在这里召开，我也受邀参加，当时刘先生作为全国文艺社的会长在会上很活跃，吃、喝都很正常，状态也很好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和我们永别了，美丽的呼伦贝尔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之地。

认识先生是基于业务，基于中文在线，基于数字出版。非典前的3月，经过长达半年的预约，我们的真诚也许是感动了他，刘先生终于答应上午10点见面，大概是12点半后，见到了开会后的刘先生。他中午请我们吃饭，当时有人文社负责营销策划的孙顺林先生和我的同事郜宇辉先生，席间方知刘先生是东北人，当过大学老师，在来人文社前在中宣部理论局任副局长。席间感觉刘先生抽烟很凶和很能喝，关于我的年龄问题，我和刘先生打赌，差一岁一杯，结果我大获全胜。刘先生对于我介绍的数字出版表现出高度的兴趣，认为网络阅读是未来出版的方向，决定加强同中文在线的合作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的沟通机会就多了起来，刘先生人很随和，我经常顺道去看望他，几乎每一次都问你们最近发展如何，我都如实回他。陪他抽抽烟、聊聊天，感觉由衷的开心。尤其是《中国农民调查》、《往事并不如烟》禁发后，我感觉刘先生压力很大，多次拜访，与其畅谈。2005年7月9日，中文“在线反盗版联盟”在京成立，刘先生被秘书处聘为顾问。凡联盟活动刘先生都必到，在长达五年的合作中，中文在线和我同刘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知道刘先生住院且是癌症后期的消息，是去年从呼伦贝尔回来后大概一个月左右，我当时根本不相信。我和我的同事去北京西郊的肿瘤医院看他，他精神很好，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，嘱咐我们不要来，他很好，病没有问题。刘先生住院期间，我本人和我的同事多次去看望他和电话慰问他。就在他逝世的10天前，我还同他的夫人通过电话，询问刘先生的情况，回答是基本还可以，大概是知道我忙的原因，不让我前去看望。非常遗憾的是不想十天后便是永别。上个月在上海参加全国文艺社的发行会议上，见到了人文社的李春凯先生谈起了刘先生。前几天，在“全线维权工程---百家专项援助计划”新闻发布会上，又见到王瑞老师。决定写一篇早有冲动的纪念文字悼念刘先生，以弥补海拉尔的遗憾。 刘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，但他的品质值得我永远尊敬和学习，祝愿他天堂幸福。